陳家煜

財務學教授:股票、歷史、政治、經濟、商業、科技 &「普通人的自由主義」作者

容積率和打房, 9/29/2024


柯文哲涉嫌在京華城改建放水容積率,圖利建商。在柯文哲動筆放寬容積率前後,台北市以及全台灣經濟,都沒有任何巨大變化,但那塊建地的價值卻可以差上幾十億,甚至幾百億,這案子真是一個經濟學上奇妙的問題。從一個角度來說,政府控管的容積率本身,阻止了台灣經濟有更多的發展機會,因為土地價值一直在那裡,是政府的容積率限制擋住了發展的機會,而法令規定本身,甚至變成了貪污的來源。

容積率有很大的討論空間,但容積率的改革,要放在房市的改革這個更大的命題來討論。

據說台灣有七波的打房,最新的打房政策,要用貸款成數的限制,拉高炒房的成本,我個人認為成效會相當有限。打房不外乎壓低房屋的需求,或是提高房屋的供結,但這兩點都不可能因為打房的政策有相當的改變。

台灣經濟強勢增長,但人口幾乎不再成長,而且少子、高齡化的走勢明顯,對住房的需求,理應不該如此強勁。但台灣變富有的同時,理財的工具卻相當稀少,加上傳統的「有土斯有財」觀念,造成台灣人一有錢就想買房子。而且幾十年下來的經驗,證明買房還真的是最好的投資理財方式,所以需求降不下來。央行控制信用借貸的方式,或者是財政部的財稅手段,都沒辦法把錢從房市轉移。也許台積電的興起,讓股市慢慢地可以吸納一些閒錢,但這些閒錢,通常是來自「買夠了房」的中上階層,或者是「買不起房」的社會新鮮人,但買台積電股票,更多的是機構法人的錢,和炒房的金流,幾乎完全不相關。

我可以很確定地說,打壓需求來讓房市降溫,是沒有用的。因為連金融市場最發達的美國,有最多理財工具可以選的美國,在人口集中的都會區,一樣有高房價的問題。要打壓房市,最好的方法,還是從供給下手。

房屋的供給,理論上是受土地供給的限制,但房子是可以往上蓋的,所以土地不是真的限制因素,限制住房供給的,都是人為的政府管制。台灣的「建蔽率」、「容積率」,還有「土地分區」、「環境影響評估」等等,無一不是政府的人為限制。我以前和年輕人講「容積率」、「建蔽率」這些數字化的管理,沒有任何科學根據,讓一堆「都市計劃專家」跳腳。但我們可以做實驗,看看一個人喝了多少的酒後,會影響車輛的駕駛能力,所以可以訂立酒後駕車的標準,容積率怎麼科學實驗呢?台北市的京華城容積率的560%,或者是柯文哲放水的840%,通通沒有科學的根據。840%如果太高,那839%呢?所有的一切標準,都是這些沒有科學根據的專家和市府官員隨意而訂。

如果台北的精華地段,每一棟樓,都用曼哈頓的容積率,那台北哪裡有房價過高的問題?如果台北不行,為什麼曼哈頓可以?不要和我講地震的問題,台北都蓋了101,而且請你找出任何科學根據,台灣容積率的設定,和防地震有任何的關係,再來說服我。

但台北要學的是東京,而不是紐約。東京有全世界大都會區裡最合理的房價,因為東京有非常鬆散的建築分區限制,拆房、建房相當容易,造成地產商發達,而地產商的發達,連帶讓租房市場活躍。東京人可以一輩子不用買房,但一直住在新穎的公寓裡。同時分區限制的鬆散,也讓生活機能充足,到處都適合居住,而不像有些美國城市,一到晚上就變死城。

回到容積率、建蔽率的管制,這些沒有科學根據的法令,從一開始就是國民黨政府假借專家的名義,用以掌握經濟資源分配的方式,一如解嚴前各地只有一家客運公司一樣的壟斷道理。只要建照在政府手裡,掌權的政客,就有分配資源的權力,看是要商人拿錢來換,還是政客拿去攏絡自己人。這種權力的壟斷,就像成癮的藥物一樣,一旦染上了惡習,就戒不掉。如果真的要用放寬法規的方式,增加住房供給來打房,就要讓各級政府好好打個架,也許中央政府可以透過立法,限制地方政府對容積率、建蔽率、分區,以及環境影響評估的控制能力,比如說比照美國有些地方,只要建案有一定成數的住宅,供予低收入戶講買,就可以免除分區,甚至是環評的規定。如果中央政府訂了這樣的法令,商人將本求利,很快供給就會出來,房價就會跌了。

但台灣社會真的希望打房嗎?從無殼蝸牛到有房階級,是一個很奇妙的心態轉變,好像喝了孟婆湯一樣,所有之前對公平正義的渴望,一旦有了房子之後,就會通通忘記,反而會想要房價一直漲,人心真巧妙,是不是?

所以台灣人不要再自己騙自己,住房的公平正義,永遠就不是,也不該是主流的政見。政府可以用法令的逐步放鬆,讓台灣都市的醜陋房屋,早點都更成新穎大樓,不要再談打房。用政策一點一滴地增加房屋供給,既保留生活的便利性,也讓房市不致崩盤,對國家社會而言,才是正途,才是良好的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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