財務學教授：股票、歷史、政治、經濟、商業、科技 &「普通人的自由主義」作者
死氣沉沉的歐洲, 2/22/2025
對比川普這個近八旬老人的精力與豐富創意，歐洲各國的領袖面對突然而至的烏克蘭變局，就像在鄉間小路突然被車燈照射的野鹿，呆滯而不知所措。同樣的民主自由制度，怎麼美國一直有出色的領袖，而歐洲經常就是這種千篇一律、索然無味的官僚面孔？
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，先講一個歐美之間巨大的差別。歐洲的公共交通便捷又乾淨，不管是大城市的地鐵，還是TGV、ICE這種高鐵，都不是美國比得上的。美國不但沒有高鐵，還可能永遠都蓋不出高鐵，而紐約地鐵不但髒亂有治安問題，還有全世界第一的高造價，每英哩超過二十五億美元，是歐洲地鐵的十倍以上造價。這個公共建設的差別，成因也和大西洋兩邊政治領袖的不同有很大的關係。
美國民主造成美國人不同於其它地方人，按托克維爾的說法，有三個特色，「共情、躁動、自利」。美國人因為民主而人人平等，容易對他人產生共情，悲天憫人，因為民主而熱愛自由，在極少拘束的環境下長大的美國人，極為不安於靜止不動，隨時都要做些什麼，而做些什麼通常就是幹些利己的好事，求名也好，求利也好，甚至是慈善活動來滿足內心需求也好，都可以算是自利的行為。
從公司裡的小組開始，到鄰里學校的社區會議，一直到大小政府的議員、行政首長，美國人一直忙著由下到上的自我管理工作，無盡的機會讓有野心又充滿活力的政治動物能夠一直往上爬。而這種為了利己的追逐，不會只停於追求一官二職，或是開店創業，連工會鬥爭這種活動，都由這些充滿活力的個體掌控。所以美國的工會，比起歐洲的工會，更不管資本家的死活，十九世紀工會拿槍和資本家對幹，放在二十、二十一世紀，就是用政治手腕，沒有底線地把資源劃歸己有。去年選舉前的東岸碼頭工會的罷工事件，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。碼頭工會才不管美國經濟的死活，不管美國口岸貨櫃裝卸效率，抵死拒絕自動化。先前和貨主談判取得些許的自動化成就，但是拿什麼換來的？一個碼頭工人都不准裁員，機器取代的勞工，就算沒事做放著讓他閒著，也要給他薪水，不准裁。
為什麼紐約地鐵世界第一貴又蓋得慢，因為工會無止盡的貪婪，潛盾機可以用，但是外國一個人就可以操作的地方，紐約地鐵要三個，而且是三個昂貴的工會會員，並且只能在工會規定的時間內使用，超時付加班費，還不准要求效率。超過經費、蓋不出來怎麼辦？那是你紐約市的事，不是我工會的事。誰在管地鐵局(MTA)？很多人，州長、市長都可以提名地鐵局的董事，非常民主。非常民主，在紐約這種深藍州，也就代表非常民主黨。民主黨和工會沆瀣一氣，工會拿著壟斷的建築規定索取巨額建設經費，工會和工會會員支持的民主黨政客，一再當選，水幫魚、魚幫水，每一個人，都很有共情，很懂工人的辛苦，都無法安靜不動，都隨時想著辦法給自己撈更多的錢。
歐洲就不一樣了。歐洲也有工會，但歐洲的工會相當地節制，或著說太沒有活力，太不積極了。而其實歐洲的政客也是一樣的沒有活力，沒有創意，所以也沒什麼衝突，要蓋就蓋，按步就班地蓋。但為什麼歐洲又能有相當進步的公共建設呢？如果沒有活力，又沒有創意，又沒有動力想要出人頭地，那最好的生活方式，就是因循舊習，所以前面的人怎麼做，後面的就跟著做。但最前面起事的人，總得要有活力和創意了吧？有，非常有。
如果你看法國的發電方式，你會發現他們和全世界都不一樣，法國有七成發電靠核電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在七零年代，有一個人叫Pierre Messmer，他算是戴高樂的下屬和戴高樂一起復國的那批人，Messmer在龐畢度總統的時候擔任總理，因為石油危機，整個歐洲在七零年代，差點凍死，Messmer於是提出大興核電的計劃，一舉把法國變成全世界最重要的核電發展國家，讓法國到今天都還受惠。今天的歐洲，沒有戴高樂、龐畢度和Messmer這樣的領袖了，那是一個在戰亂裡誕生的非典型歐洲領袖的世代。
蕭伯納說，「正常的人，讓自己適應於這個世界。而不正常的人(unreasonable man)，則試著讓世界適應他們。所以這世界所有的進步，都要靠這些不正常的人。」美國有太多這種unreasonable man，而歐洲則有太少這些unreasonable man了。英文說，The exception that proves the rule，「因為有例外的存在，更顯得通則的準確」，因為法國還活在戴高樂世代蓋出來的核電廠和TGV的建設裡，因為法國再沒有戴高樂了，所以我們更清楚地知道，歐洲是一個無法產出活力領袖的地方。所以下次你要批評美國建設落後的時候，也許你該想一想，這背後，是有多少能幹的工會袖袖，不斷地努力，才能讓美國這麼落後。
歐洲的集體性和因循苟且的行為準則，和歐洲人對自由及法律的看法有很大的關係。歐洲人可以說，絕大多數都是盧梭的子民，盧梭說，「遵守我們自己制定的法，就是自由Obedience to a law which we prescribe to ourselves is liberty.」對歐洲人來說，法律說能做的事，才是可以做的事。因為相信集體的意志(general will)，相信自己是更大群體的一部份，所以混跡在郡眾裡，不要強出頭，不要做出格的事，如此社會才會有集體的自由。但這種把自己的命運交給「上面」來決定，大多數的時候，會造成「上面」的集體壟斷權力，以「為大家好」的名義，主宰了所有人的未來。當德國的大聯合政府，決定要廢核的時候，他們沒有取得民意的必要性，他們說了就算數，至於他們為什麼下這個決定？不是很清楚。誰像Messmer、龐畢度一樣拍板給後世子孫決定？梅克爾嗎？還是瑞典小女孩Gretta Thunberg？還是一群不知名的官僚，在左派的意識型態壓迫下屈從了？
而到今天，誰為了德國廢核造成仰賴俄羅斯天然氣，造成德國景氣衰退負了責任？沒有，因為政客集體決策了，大聯合政府不分左右的黨派「共同」決定了，因為是大家一起決策，所以大家一起負責。或者說，是大家一起不負責。
而另一方面，洛克的子民，絕對不會容許「大聯合政府」這種事。因為美國人躁動而自利，所以美國人不可能眼睜睜地看著火車對撞而不做些什麼，為了自己的利益與權力，美國人如果沒有拿槍出來幹，也會用各種場合發聲。你不正看到美國人不滿民主黨的苟且、胡搞瞎搞，所以把他們從白宮和國會都趕走了？和洛克對人性有一樣看法的霍布斯說，「自由是法律靜默的地方Freedom is the silence of the law.」也就是法律沒有說不可以做的事，就是可以做的事。這種自由觀的力量，長期下來相當可觀，是一個賦予個人無止權力的一個過程。所以當美國的國家、社會、鄰里有出現不合理的地方，就會有個人想出新辦法，並且運用活力，讓它發生改變。所以Uber這種東西，只會先在美國出現。而且，美國也會因為高鐵、地鐵的不可行，反而生出無人車的劃時代產品。不要管對不對、好不好，先做做看再說。
當然，這種「先做做看再說」的心態，不限於右派，左派也是。你以為歐洲左派和美國左派政客很像。但本質上差很多。連我最討厭的歐巴馬，要美國「從後面領導」的歐巴馬，他的活力，也不是死氣沉沉的歐洲官僚可以相比擬。而你以為拜登的民主黨，都像即將過世的老人一樣，什麼事也不做。那你就錯了，拜登和賀錦麗的民主黨，忙著發明口號，「黑命貴、反憎恨亞裔、支持巴勒斯坦、保護地球」等，隨時在產生，然後忙著把政府經費撥給自己的非營利、非政府組織來支持這些口號，正是「共情、躁動、自利」的最佳表現。馬斯克揭露出來的美國聯邦政府的腐敗規模，完全是歐洲小鼻子小眼睛的左派官僚所不能想像，也不敢想像的。
所以美國不可能有大聯合政府，因為不分左右派，所有人都要為自己的躁動和自利，找到出口，豈容左右共治一堂的你儂我儂的小規模分贓？從這一點來看，麥迪遜為了立憲寫的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，完美了註解，美式民主的貪腐，也許是最好的貪腐方式。麥迪遜認為，人的結黨營私，在自由社會是無可避免的事，而為了避免政治人物的勾結，影響了人民的自由與權利，最好的方式，就是擴大政治的規模，共和國越大越好，因為利益牽扯的範圍越大，就容易彼此衝突，所以政治人物也許會因為個別事物而有一時勾結，但不會永遠一直勾結，反而會互相制衡，人民的權利因而得到保障。我們不正看到民主黨、聯邦政府、非政府組織的勾結，正被另一股反對的政治力量給衝擊？而這個反對力量的來源，正是民主黨不願和馬斯克共存、共同勾結的後果！
但為什麼歐洲會走向集體性？而美國則是「共情、躁動、自利」的個人主義？
歐洲幾千年為了吃、為了錢、為了權、為了名，打了無數次的戰爭，死了無盡的歐洲人，早就明白「自由」不是那種什麼都可以的無邊無界，要先有了秩序，才能講自由，要先不死人，才能講其它的人權白日美夢。所以歐洲也許沒了王公貴族，但懼怕混亂帶來的破壞毀滅，讓他們相信了盧梭的「共同意志」，讓他們追求了穩定和秩序，因此法國大革命最後產生的是拿破崙的一統江山，再多的自由人權，也抵不過一個加諸在自己頭上的君王來得可靠。
但美國不是這樣的，美國革命沒有產生拿破崙，美國革命換來的是華盛頓的自動下野，因為美國人就算沒了政府，也不會亂，也不會餓死，就算要死，為自由而死，拿起槍來跟他大幹一場，也不枉白活，多麼高貴，正所謂「不自由，毋寧死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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